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依照国家最高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多少,是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分成了三类政治制度: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三类政治制度的领导者们都应该“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但是在变异的情况下,领导者们会异化成只为自己所在的阶层服务,并且损伤其他阶层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三种异化的政治制度:僭主政体(即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即财阀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民粹政体)三种。
亚里士多德认为,衡量政体的优劣,是看它有没有追求善业的目的。他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六种政治制度由最坏到最好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共和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
制度都是依靠人来用的,有时候使用得好,有时候使用得差。所以,不能离开使用来比较制度的好坏。当代人常讲的,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注1)。这样的说法,非常容易被误解。其实所谓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精确的意思是,如果都使用的不好的前提下,这时候要选主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理解错了,变成即使在使用得好的前提下,也是民主制最好。再举一个比喻。使用得好的情况下,中医比西医好。使用得差的情况下,中医比西医差。现在如果有人说,西医是最不坏的医学。在很多人的理解里面,就变成西医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中医好。然而,这里的意思已经全变了。其实在更细致地观察下,要在使用中去比较制度,就好像要在使用中去比较医学。
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的智慧,也就是平衡的智慧,这与东方民间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他认为:“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任何一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
因为政体一经选定,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在这个政体的实施期间,有时会遇到好的统治阶层,有时会遇到坏的统治阶层。虽然君主政体最好,但是当君主政体异化后就成了最坏的僭主政体。而共和制虽然表现一般,但在异化的时候,倒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所以亚里士多德支持共和制,因为这种制度在最坏的情况下,表现却是最好的。这种共和政体有以下特征:第一、融合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优点,同时尽可能的避免两者的缺点;第二、以中产阶层为基础,因为他们的利益刚好处于平衡点;第三、以法治为核心,防止最坏可能,追求最好可能。
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民主制度,主要指的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就像苏格拉底被判有罪,直接民主有时会侵犯少数人的自由。所以,后世的民主制度,一般不采取直接民主的方式。
当代的民主制度,主要是间接民主,结合了精英治国,但也保留了大众民主形式,相当于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优势结合。当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贵族,是指有德之人。而后世西方政治的贵族,也往往异化成了有权之人和有钱之人。一个制度使用久了,它的漏洞就容易被发现被利用被异化。
政治最重要的,是平衡的智慧和艺术,能够平衡上层和中下阶层的利益。经济方面的正义,本身就是政治正义的重要部分。如果统治阶层过分照顾上层的利益而忽略中下阶层,这时候就是倾向于极右。如果统治阶层过分照顾中下阶层的利益而忽略上层,这时候就是倾向于极左。极右经常会以“自由”的名义出现,因为上层在市场中本来就具有优势。极左经常会以“平等”的名义出现,因为中下阶层在被掠夺后会产生愤怒情绪。而且,一个国家内部,极左势力和极右势力可以并存。有一些时候,国家会在极左和极右之间震荡,导致社会停滞。当然,这里的左和右,其实是一个程度词,更详细地分,还可大致分为极左,中左,中右,极右等等。国家一般会在左右之间震荡,如果振幅慢慢的变大的话,一般是社会越发动荡不安,如果振幅越来越小的话,一般是社会进步人民安乐。
按照形式上来看,一般人会说当前的美国是民主制度。但是从内容上来看,美国领导层往往照顾上层利益而损害中下阶层利益。在新自由主义控制的三十多年里,美国的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下阶层却原地不动甚至倒退步,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当然,从这次的美国大选来看,美国民众还是有民主权力的,大多数表现在他(/她)们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不要谁当总统。但是,这种选举权力也是受限,毕竟他们实际上只能在两党的候选人里面进行挑选。简单来说,美国民众有说不的权利,但缺少说是的权利。如果以古典政治学来看,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更看重领导层是否“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从这个方面来看,当代美国的政体,特别是在实施新自由主义的三十多年里,是一种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的混合形式。
这次大选后的美国,又面临着分裂和动荡。大选之前,美国的精英阶层几乎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大选之后,美国的精英阶层又批判美国民众民粹主义。其实,当代美国民众总体还是温和,当然也存在比较极端的民粹现象。但是,即使美国出现民粹潮流,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美国的精英阶层。正是因为美国精英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积极为有钱人和上层阶层服务,不顾中下阶层的利益。新自由主义,正是这种自私自利的集中体现。在这种治理思想之下,美国经济在发展,但是中下阶层的生活品质并没有跟着发展,甚至还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特朗普为何会当选,与其说美国民众喜欢特朗普,不如说是因为美国民众讨厌希拉里,及其背后的精英阶层。
美国精英阶层不反省自己,反而将国家的问题都推给美国民众,这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过于傲慢和缺乏反思精神。当下的美国,面临着分裂和动荡的危险。如果未来的美国没再次出现伟大的领导人,美国的未来有可能是在极右和极左之间震荡,陷入“高等收入陷阱”(注2)。美国面临的问题,其实与拉美国家是类似的。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维护上层利益掠夺中下阶层利益,导致贫富悬殊和不平等加剧,极左会维护中下阶层利益剥夺上层利益,社会就这样在极右和极左之间震荡内耗,最终全体国民一起受苦。如果未来的美国出现伟大的领导人,能够平衡上层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利益,能够平衡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利益,能够平衡国家利益和其他几个国家利益,那么美国有可能回归共和政体。
注1: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民主制度,主要指的是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当代的民主制度,主要是间接民主,结合了精英治国,但也保留了大众民主形式,相当于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优势结合。这一段对于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的辨析,适用于直接民主,也适用于间接民主。
注2:这里说的“高等收入陷阱”,是我创造的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嘲讽。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指的是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陷入震荡,现在被用于指称中等收入水平时容易陷入的陷阱。现在中国国内也有信仰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觉得,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得还不够,还要更加新自由主义下去。其实,这样的理解都是误导性的。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终的原因是,盲目学习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上层阶层与中下阶层的分裂,从而国家在极右和极左之间震荡,经济发展就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只在中等收入国家才会发生,在当代美国也正是发生类似的事情。上层阶层与中下阶层的分裂,从而国家在极右和极左之间震荡,经济发展就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了。我就戏称为“高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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